沧海拾贝——海洋信息中心的同龄人
1958年夏，我们一班初出茅庐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塘沽入伍军训，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命令，要立即去参加海洋普查，当时我们集训队的百余人除了少数人之外，很快被分成几组奔赴沿海各地，我们这批“海军陆战队”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海洋生涯。所谓海洋普查是《中国海洋综合调查》的简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中国海洋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列为国家七大重点项目之一，并邀请老一辈著名海洋专家起草制定了与其相应的《十二年海洋科学远景规划》。为了协调全国科研力量，推动海洋科学远景规划的实施，国家科委聘请了海军的领导和海洋学家组成《国家科委海洋组》，并设立《海洋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1958年国家科委又决定以全国大协作的方式，开展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并成立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领导小组，下设《全国海洋普查办公室》（后与海洋组办公室合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这次大规模的全国海洋普查。这就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前身。
我当时被分配去南海。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马不停蹄地从塘沽到丰台连夜转车，匆匆赶到了广州，住进南海舰队的一个兵营。大约等了二、三天后，其他各地参加海洋普查人员也陆续报到，其中由海军、中科院、水产部、交通部、中央气象局、有关大专院校以及沿海省市等科技人员约200多人，组成南海调查大队。由于南海海域广阔，为便于工作又划分为粤东、粤西和海南岛三片海区分片包干，因此我们随后又分成三个调查区队，分别以汕头、湛江和榆林为基地协同展开南海调查作业。我所在的汕头调查队负责粤东海域调查，作业范围东起汕头外海，西至珠江口外的广大水域，基地设在汕头水警区。当年正值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我军炮击金马，海峡及邻近地区局势比较紧张，粤东调查海区又是地处前线，因此除了调查业务之外，一切行动听从海军直接指挥，每次出海海军都派军代表上船，并有炮艇护航，我们每个队员也都配备冲锋枪备战。按照既定的计划，全国海洋普查是要在我国近海进行一次大面积的准同步观测和一些特定测站的连续观测，为此在全国近海设立了90多条观测断面，600多个大面观测站和300多个24小时连续观测站。观测项目涉及海洋水文、气象、水化学、生物、地质地貌等几十种要素，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海上作业（俗称外业），全国海洋界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从60多个涉海单位抽调了50多艘调查船和近千名科技人员共同参加了这次大会战，其规模之大，不仅当时是空前的，就是今后恐怕也难以再现了。
在南海，大陆架比较狭窄，水深变化很大，离岸不远便是上千米的深海了，在那里看海就不是诗人们歌颂的蔚蓝色美景，而是黑呼呼神秘莫测的海水了，在动荡的小船上干活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为了实现大面积准同步观测的要求，每月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因此我们有两艘船同时出海，不分昼夜的轮班作业，另外每个季度还要增加一些特定测站的连续观测。由于当时船只大都很小，航速慢，船上的仪器设备又落后，几乎所有的观测作业都得靠人力劳作，费时又费力，进展比较缓慢，通常好天气时大约5-6天可以完成任务，遇到坏天气就要临时靠港避风，待天气好转时再出海继续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航次往往需要在海上待上十天、半个月才能返回基地。而且回来之后只休息一天就接着进行内业的资料处理，然后又得进行下一个航次的出海准备了，所以日子过得紧紧张张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去南海参加一个航次的实验调查，在南海分局的专业调查船上待了近一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面对一艘艘崭新的海洋调查船，我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想当年我们调查队的船只和现在调查船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眼前的调查船不但吨位大（都在千吨以上）性能好，还有各种专门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也比较先进，而且船上的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卧室、卫生间、餐厅、厨房、娱乐室、医务室以及电视电话等等，一应俱全，犹如住进了星级宾馆。当年我们调查队只有两艘船只，一艘所谓的常备船，是我们海区的主力调查船，是南海水产所的一艘小渔船改装的（船名“穗220号”），总吨位不到一百吨。它除了每月跑断面之外，每季度还要担任固定站的连续观测任务，并进行海洋生物拖网和海底底质取样等工作。另外一艘船是由海军的小炮艇兼任，只跑断面观测，起辅助作用，所以也叫辅助观测船。我当时在“穗220号”上工作，在该船船舷一侧安装两台手摇绞车，用于逐层水文测量、取水样、深温计（MBT）垂直探测以及海流测量等。在船的驾驶楼顶上安装一个小气象站，有百叶箱和其它气象仪器。另外船尾还安装一个三脚架和绞车，用于底栖生物拖网和底质取样等，可以说小船甲板空间充分利用。在船舱里，除了后半部是轮机舱外，前半部分原为鱼舱，改装成调查船时把它一分为二：一间为卧室，所谓卧室是用木板构成两个双层大通铺，只在甲板上开个天窗，几乎是全封闭的，热不通风，几乎无人愿意在那里休息和睡觉；另一间名为实验室，也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实际上充当水化学、生物、底质样品的临时仓库而已。在船尾部有一间小厨房，原先是为几名船员做饭用的，现在一次出海要上十几个人，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所以每天只能做一大锅稀食应付着，不分什么三餐，谁要吃自己去打点吃就是了，好在那时晕船的人多，大都吃不下饭，所以也没有什么闹饥荒的问题。
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固然很苦，但对于头一次同海洋打交道的人来说，晕船的日子更为难熬。我们第一次出海经历的晕船磨难是那么刻骨铭心，令人终身难忘。记得上船那天是刚刚过了春节，正遇上寒潮南下，海面风起浪涌，小船激烈地颠簸摇摆，离港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晕船了，顿时人们脸色大变，肚子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止，在甲板上东歪西倒地靠着。但是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身强力壮，也都有些精气神儿，一旦船只到达观测站点，铃声一响，大伙儿如同听到冲锋号角一样，精神振奋起来奔赴“战场”，有的人晕得走不稳就爬着甲板过来。大家不顾晕船呕吐，操作绞车和仪器，顽强地坚持着直到把工作做完为止，因此一个航次下来我们每个人的体重都要减少几公斤。
除了晕船之外，海上工作最大的风险莫过于遇到台风，对于小船来说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有一次我们调查船在外海作业，航程已经过半，突然接基地来电，说有一个台风在南海生成，命令船只立即返航避风。可是我们的船小，既便开足马力也来不及躲避了，跑到近岸时台风已经临近了，狂风巨浪魔鬼般袭来，我们一叶轻舟任凭海浪戏弄，一会儿被浪头抛向空中，一会儿又被它摔入浪底，一个浪头可以从船头扑到船尾，好像要把整个船只吞没似的。船长命令大伙儿穿上救生衣，严阵以待，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大家不知不觉已经把晕船也丢在一边了，经过一场与大海惊心动魄的搏斗，最后我们终于有幸度过了这一劫。事后船长说，这次台风还不算最大，苍天有眼啊。后来，全国海洋普查结束两年后，我有一次去南海水产所出差，一天中午在食堂碰见当年的老船长，闲聊中得知他已不在船上工作了。他说那艘“穗220号”船已在一次出海中遭遇台风沉没了，全船只有两人生还，我听了不禁心中一惊。此时正好一个过去认识的老船员路过，船长指着他说，这位就是当时活着回来的一个，也算他命大了。
全国海洋普查的外业，从1958年9月开始到1960年12月全部结束，前后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其间还包括为期4个月的中越北部外合作调查。外业结束后，我被调到海洋普查办公室（后改为海洋组办公室）作内业工作，起初从事海洋普查资料处理、分析和整编工作，不久又调到由中科院海洋所毛汉礼先生主持的课题组搞研究，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工作结束。毛汉礼先生是老一辈的中科院院士，现已过世。他和钱学森是同一代留美博士，是当年周总理亲自点名同美国谈判要回来的第一批回国专家之一。我们课题组研究中国近海跃层现象，当时在国内外是第一次从事这个领域研究，在毛先生领导下我第一次走上科研道路，从老专家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治学作风到研究方法，受益匪浅。由于课题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研究结硕果，获得好评，本人的工作也得到领导和毛先生的肯定，并被海洋组办公室评为当年的“先进工作者”。我诚惶诚恐，心知肚明这个成绩并非我一个人能做成的，主要是老专家和全体同事共同的工作结晶，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应该成为自己今后继续努力前进的动力和鞭策。
全国海洋普查工作结束已经50年了，也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50年华诞。我们这一批年过花甲的老同事，可以算是海洋信息中心的同龄人了。我们见证了国家海洋事业的大发展，也亲历了海洋信息中心的成长壮大。全国海洋普查取得的丰硕成果，曾经为海洋信息中心的发展投下了第一块砖石。全国海洋普查最后整编出版了各学科调查数据和资料10册，各种图集14册，研究报告8部。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我国近海调查史上规模最大、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多学科综合考察，填补了我国近海全面调查的空白。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中国近海的海洋基本状况和规律，包括近海海况和气象、近海水系、近海流系、近海潮波系统、近海跃层现象、近海水化学特征、地质地貌以及某些海洋生物状况，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迄今的一些研究新成果无一不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64年成立国家海洋局时，在原海洋组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海洋科技情报资料中心，后来几经变迁最后更名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全国海洋普查的成果（包括原始数据、资料、图表及研究报告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国家重大项目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图集、报告等等，包括沿海台站资料、断面观测资料、黑潮调查资料、三大洋资料、海岸带和海岛调查资料、西太平洋调查、极地考察资料等等，几乎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成为今天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基本数据库和极为珍贵的海洋遗产。（许啟望）
海洋信息时讯（2008-06）